在经历了不到10年的高光时期后,中国创新药行业已进入大浪淘沙的时刻。
在IPO收紧、一级市场投资趋于保守的背景下,不少陷入资金困局的企业不得不将在研药物的权益售出,换取现金流。
据经济观察报统计,截至8月10日,2024年中国创新药行业授出权益(license-out)的项目有59个,较去年同比增长47.5%,这些交易项目中有4成处于临床前或临床早期。在越到临床后期越贵的规律下,大量早期项目被交易,一定程度反映了企业已经越来越窘迫。
6月中旬,以一款临床前药物打破全球交易纪录的北京创新药企明济生物,本计划将项目推至临床1期再卖出,但迫于资金压力,不得不提前进行交易。
包括license-out在内的商务拓展(BD交易)本是生物医药行业正常的合作模式,它可以发挥不同公司各自的优势,例如善于研发创新的企业将产品权益卖给善于销售的大型跨国药企,这在全球都很普遍。
中国当前的BD浪潮带着不一样的意味。它变成了一种困窘下的融资方式,而非帮助实现创新药企自身利益的*化。
除了授出产品权益外,也有创新药企选择直接“卖身”。自2023年底以来,已有4家中国创新药公司被跨国药企并购。
这让市场出现了一种担忧:好药苗子被买走了,中国创新药行业还能做大做强吗?
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会长宋瑞霖认为,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,但从另一角度看,也证明了中国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,得到了国际的认可。
他表示,当前中国创新药行业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,需要建立一个包容创新、支撑创新的制度环境。尤其是在创新药的支付制度上,不应再完全延续以仿制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医保体系。
1、困境中的交易
6月中旬,明济生物将一款临床前药物分子的权益授给跨国药企艾伯维,其将有希望获得超17.1亿美元的潜在总交易额,其中首付款和近期里程碑付款1.5亿美元。
创始人靳照宇形容签下合同时的心情是“柳暗花明,绝处逢生”。此前数月,公司因账面现金流紧张深陷困境。为了控制支出,靳照宇从2023年开始已不从公司领工资、不走财务报销。公司团建、年会等活动也暂停了。
与行业内大多数企业一样,靳照宇也找了许多家投资机构融资,大部分机构提出的投资条件是,维持上一轮或大幅低于上一轮的估值。
明济生物的A轮融资是在2018年完成的,由礼来亚洲基金*投资了1亿元人民币。2021年的B轮融资由中金资本旗下中金启德基金领投,礼来亚洲基金、国药资本、德屹资本及和玉资本等机构跟投,融资额为3亿元人民币。
2018年到2021年,正是中国创新药企高歌猛进的时期。中国创新药申报与获批速度前所未有,海内外资本大量涌入创新药市场,港股18A与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为未盈利、需要烧钱的生物医药企业铺平了路,共有75家企业在这4年间成功上市,融资总金额达到257.5亿美元。
然而在2022年后,资本市场逐步趋冷。2022年、2023年,在港股18A上市的企业募资额相比2021年跌去了90%,且多家企业上市后破发。二级市场的降温联动一级市场冷了下来。
在B轮融资后,明济生物将一条消化道肿瘤管线推进到临床三期阶段,研发进度处于国内同靶点前三,1/2期数据显示这款药物具有成为Best-in-class的可能。另外,明济生物还有一款进入临床1期的双抗产品、两款临床前First-in-class(首创新药)的ADC(抗体偶联药物)产品。有了这些成果,靳照宇认为,公司估值还与2021年持平是不合理的。
在投资机构看来,明济生物核心在研药物针对的胃癌属于国内大瘤种,海外患病人群规模并不大,在国内市场医保谈判、集采背景下,想象空间有限。并且,其针对的靶点Claudin18.2属于明星靶点,竞争激烈,投资机构担心该靶点未来会出现与PD-1类似的“内卷”,国内很多机构曾在PD-1“内卷”中吃过亏。
靳照宇试图说服投资机构:Claudin18.2与PD-1不同,Claudin18.2的成药性更难,不同技术平台做出的产品在药效和安全性上有本质区别,而其在研产品的1/2期数据足够惊艳;尽管领跑者日本药企安斯泰来的产品即将上市,但由于成本高昂(该管线是花12.8亿欧元收购而来),国内大部分患者可能难以承受它定出的药价,而明济生物未来的定价可以做到让绝大多数患者用得起。
这些价值点曾在2021年广受投资机构青睐,但到了2023年,已经没有机构再为他的这些判断买单,他尝试寻求银行贷款的支持。他发现,对生物医药初创企业,大部分银行拒绝贷款,即便部分银行(如兴业银行和宁波银行)对科技型生物医药企业设有专项贷款,金额基本在千万元级别。
在所有融资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,BD是靳照宇能想到的*的救急渠道。
靳照宇背水一战,进入跨国企业正在火热布局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赛道,期望通过license-out的方式获得现金流。他是幸运的,在即将花完账面现金之前,其自免药物分子成功被看中。
靳照宇原打算把这款药物分子推到临床1期后再卖出,因为在BD交易中,临床数据十分值钱,但由于现金流过于紧张,只能尽快卖出。他认为,如果能推到临床1期,交易金额会翻数倍。
不过,与很多成功BD的同行相比,靳照宇认为,明济生物是幸运的,卖出的是一款只花了不到一年时间、投入不超2000万元的临床前药物分子,公司长期投入的核心管线没有被卖出。
这并不容易复制,需要天时地利人和,“实力我们是有的,但也有运气的成分,正好我们的技术平台那个点成熟了,可以针对初代产品的缺陷进行改进。有些同行其实也很好,但可能没踩到点,没有投资人雪中送炭,在机会到来前因为现金流枯竭提前倒闭了”。
在这款临床前药物分子的交易对象上,靳照宇没有考虑过国内大型药企。他认为,如果用这款在研药物在国内资本市场融资,融到钱的可能性很低。一方面国内企业资金实力相对有限,难以给出理想的价格。另一方面,在对炎症性疾病及相关创新产品的理解上,跨国企业有更多积累和优势。
在他看来,当前创新药行业的BD交易与改革开放初期的“来料加工”相似,大头利润还是在跨国企业手中。
在他规划的公司发展蓝图里,明济生物未来是一家能够踏踏实实推出好药上市销售的公司,能够获得长期持续的高质量回报。
2、BD俱乐部
类似于明济生物这样的交易还有很多。
医药魔方数据显示,自2023年下半年开始,中国创新药企业卖出药物权益的首付款总额已经超过了IPO募资总额,成为中国创新药企主要的资金渠道。今年以来,这一趋势持续,交易项目数量及交易金额大幅增加。
2024年1—8月,license-out项目已披露的首付款金额接近15亿美元,同比增长35%,潜在总金额为228亿美元,同比增长88%。
据经济观察报梳理,2023年至今出售管线的卖家中初创公司有28家,占比超过4成,其中处于A轮及B轮的公司近20家。这些初创公司绝大部分成立于2020年,其上一轮融资基本集中在2022年左右,但是融资金额较低,甚至低于license-out项目所得首付款。当风口消失、寒冬降临,它们的危机感也在加剧,因此选择将自己的早期项目权益卖掉。
港股18A/C企业也有10家选择出售管线,其中康诺亚(2162.HK)、瑞科生物(2179.HK)等5家企业2023年底的账面现金低于10亿元。如果这些公司的研发投入保持2023年的水平不变,绝大部分企业难以撑过两年。
在BD热潮下,很多人变得特别忙碌,戴有文就是其中之一。找他的创新药企越来越多,绝大多数是委托他寻找license-out的机会。
戴有文是美柏必缔的创始人,2023年底,在中国创新药行业BD交易火热的时节,他将跨境BD交易投行业务从原公司剥离出来独立运营。创立8个月以来,他的团队已接手了10多家公司20多个项目。
在依托机构成立的BD俱乐部里,有超3500人在此活跃。俱乐部成员有多家跨国企业的BD负责人,不过更多的是中国创新药企的BD、董秘、CEO等。除了日常交流外,俱乐部还开设了BD研修班、企业参访沙龙、BD社交酒会等。
戴有文自2017年起就进入创新药行业,起初其公司主要帮助生物医药园区引进海归人才。他记得,那时许多海归都会畅谈要做一家怎样伟大的企业,要组建一只几百人的销售团队,但现在他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了。在他的BD俱乐部里,大家不会谈使命愿景,往往是直奔主题——管线想卖多少钱、能不能合作,商业结果导向非常明确。
在这些交谈中,他发现,相比于交易总额,大部分企业更在意的是首付款,因为急需用钱。
在这个浪潮里,有许多创新药老板还没来得及搞懂什么是BD。他们常常告诉戴有文“卖向全球”,似乎去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,实际上每款产品因其特性不同决定了它的买方可能只能是特定区域、特定公司。
也有企业提出意向买方,例如对标某跨国药企一款药物的企业指定戴有文联系对方。但在戴有文看来,这种思路不一定是*选,“这家跨国药企一般不会认为这个产品有*的临床差异化优势,或许还会想为什么要让竞品来替代我,而且了解竞品信息也有利于其优化策略保护市场份额、阻碍竞品上市”。
一般接触10家创新药企,戴有文只会挑出1家进行合作。一方面,他知道真正能够被跨国企业认可的项目是少数;另一方面,很多企业对成交价抱着很高的期望,这些企业打头的*句话往往是“某某企业卖了XX钱,我的产品也要卖那么多”。
3、卖完药卖自己
部分企业在等待BD的过程中,走向了并购。戴有文说:“一家公司董事长去年跟我说想做BD,问我能不能免费先做,成功后付费,我说不太行。前两天他跟我讲,公司开了董事会,投资人希望把整个公司卖掉,问我能不能接受并购需求。”
有人将2024年视为中国创新药行业的并购元年。
2023年底,亘喜生物以12亿美元卖身阿斯利康,成为首家被跨国药企并购的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后。2024年以来信瑞诺医药、葆元医药、普方生物3家中国创新药企被并购。其中,信瑞诺医药卖出了35亿美元的最高价。
对于有并购需求的创新药公司,投资机构东方高圣创始人陈明键接触了很多。他认为,火热的BD交易只是权宜之计,最终很多企业都会走向并购。“活下来有很多方式,卖管线无非是把家里东西拿出去当了,过两天吃完了家里还有几样东西可以值得当呢?不是根本出路”。
7月,他在苏州与多家港股18A公司创始人进行了交流,他发现许多人的心态发生了明显变化。他还记得,几年前一家公司CEO告诉他,未来要将公司做成世界500强。这位CEO原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员,回国后在多家大型生物医药公司做过高管,此后自主创业,做出了全球*款皮下注射Pd-L1。
这家公司的市值一度达到300亿港元,现在已跌至10亿港元。如今这位CEO告诉陈明键,虽然不能“躺平”但要“蹲下来”,放弃许多管线,改做一些有潜力的前期研究。
陈明键称,现在的企业很少会排斥他提出的并购意向。同时,在他将多条并购交流视频放上网后,有A股上市公司董事长主动给他打电话表达并购的意愿。
“虽然目前还没有重磅的本土企业并购创新药企交易出现,但未来一定会出现,因为对于华润医药、上海医药等巨头而言,创新转型是他们的战略方向。”陈明键判断,今年下半年创新药行业会有多个并购交易出现,很多已经在酝酿中,只是因为尚在水面下,大家不了解。
4、还会持续
“现在BD交易相对集中的原因是,它成为了一种融资方式。”宋瑞霖对经济观察报表示,很多公司砍掉管线,把某些管线的市场开发权、商业化利益交易出去,其实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融资手段,当然不属于将自身利益*化的常规BD模式。
一位医药资深分析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分析:一方面,IPO通道并未放宽,现在即使是基本面不错的公司在申请A股科创板上市时也会被审多次;另一方面,在美元加息潮下,当无风险收益率达到四五个点时,很少人会愿意投资股权。他认为,在这样的环境下,BD是一件创新药企不得不做的事,因为这几乎是*的来钱方案。
近一年来,专注于医药行业的高特佳投资集团副总经理王海蛟,也在帮助所投企业寻找优秀的BD人才和相关BD机会。从他的视角看,A股收紧未盈利生物医药企业IPO通道,企业无法通过上市获得融资,也联动了一级市场投资人在缺乏退出通道的情况下不敢再投。“任何资金都是有退出期限的,即使有意愿做耐心资本,也需要遵守基金设立时约定的投资周期”。
他强调,要解决当前的难题,首先应该保持IPO通道的畅通。“只要能IPO,就算破发,投资人也是认可的,因为破发只能说明标的不够好,下次可以再选优质的”。
上述医药分析师认为,当前这种被产业方买走权益或者并购的方式不见得是一件坏事,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行业出清的机会。“产业资本是更加懂行的”。
创新药企与跨国企业合作是中国创新药的一次出海机会,被跨国企业买走权益的创新药也有机走向全球市场。这意味着同一款创新药在本土资本和外资手中,产生的价值可能差别巨大。
宋瑞霖说,部分项目能够被跨国企业买下却无法得到国内资本青睐,与本土市场塑造的资本偏好有关。
他表示,资本市场需要的不仅是产品本身的创新价值,还需要其未来的盈利能力,资本关心什么样的产品能够有回报。“你看中国企业中真正能够挣大钱的,难道都是创新企业吗?什么样的市场决定了什么样的企业能生存”。
宋瑞霖认为,当前中国创新药相关的产业制度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节点。
他说,应该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产品更好地应用到患者身上,同时又能让他们得到合理的回报,如果创新得不到回报,就没有人做创新。当下急需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环境,能够承载创新药品,展现它们的价值。“中国的医保体系是以仿制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,当前应该针对仿制药和创新药建立不同的医保报销体系。中国创新药现在面临的支付困境,是因为中国缺少商业保险,所以我们整个保险制度要进行大的改革,上海已经明确提出壮大商业保险。因为单靠基本医保是支撑不起创新药的。”他建议,医保应该量力而行,在支持创新上给商业保险留下通道。在这个通道中,创新药不再以现在的固定比例支付。
宋瑞霖认为,用动态的报销比例来取代现在固定的报销比例,给患者、慈善组织、企业让利,给商业保险留出更多的空间,才能够真正建立一个成熟的创新药市场。
7月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提出,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,包括促进医疗、医保、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,健全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机制。宋瑞霖说,落实三中全会决议精神的*步应该是:所有部门都拿一把尺子衡量医保、医药、医疗这三者的联动还能做哪些工作,对创新是不是采取了更加友好和包容的政策。
对于当前中国创新药企卖出药物权益、甚至直接“卖身”的热潮,多位业内人士认为,未来一两年还会持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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